如何才能取得优秀的科学业绩呢？答案并不复杂。基本上就是聚集优秀的人才，投入足够的研究经费就行了。但是要以存在公平、合适的研究环境和体系为前提。褒贬不一，不正之风横行的话，人才就会没有干劲，结果人才从研究开发的领域流失，或者去到海外的大学或研究机关。在这个意义上，政策是很重要的。
了解一下中国的科技政策的问题，有八个挑战性的课题。
首先，第一个课题是人才的海外流失。据说，改革开放以来，去到海外的留学生有90万人，但回国的却不到20万。而且，优秀的人才有的取得了美国等大学教授的职位，有的占据风险企业的重要职位，不想回来。政府在几年前就开始出台了召回留学生的政策，打出了“长江教授”“百人计划”等优惠政策，促使海外人员归国。实际上，利用这项政策回国，成为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的人有很多。他们基本上是在45岁以下。像在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那样高水平的大学里也选出了40多岁的校长。由于他们年轻，至少在10年内可以在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活动中大显身手，改革传统的体系。
即使有这样有利的一面，但大量人才海外流失的现状对中国政府来说也不是件好事。我听说到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取得派遣地国家的国籍必须放弃中国国籍，最近中国政府正在讨论是否承认双重国籍。
如果问中国政府和研究机关的干部，优秀的人才流失到海外不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吗？他们会肯定地回答说“他们是中国人的同胞，即使不回到中国也可以以各种形式对世界与中国的交流做出贡献”。从量上看，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排在前面，归国的研究人数在逐年增加，这是个好消息。留学这个头衔在回国后未必就能对将来的发展起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头脑清晰、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等待高薪的工作。国家的期待与追求个人的幸福未必一致。但是，全球规模的人才储备竞争开始了，中国政府要人关心的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该如何有效地利用国内的人才。
第二个课题是，相对于研究人员，研究经费太少。大学教授授课有课时费却没有研究经费。因此，必须确保进行研究的足够的资金和企业的委托费等。提供基础研究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曾表示，虽说申请者中有五分之一左右能被采纳，但问一下实际的研究人员的话，由于被采用的几率太低，据说很多人原本就不申请。即使是在前20名的大学里，获得研究经费的教员也很少。就是说，作为研究人才的许多资源都在睡大觉。尽管政府以高于持续高增长的GDP的增长率速度来持续增加研究经费，但研究经费并没有完全落到研究人员和教员的手里。据说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预算尽管在5年间增长了2倍但还是不够。
可以听到研究人员的叹息，“不用说国际会议，就连国内的学会也不能全部出席，因此不用说不能掌握世界的研究动向，就连发表自己成果的地方也没有。如何才能写研究申请书?”
另外，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少也是一个问题。研究人员对容易出成果的应用、开发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科学大国的中国，必须增加基础研究的投资。
第三，研究经费的滥用。听说与研究没有关系的房租、汽车等也使用研究经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说研究经费全都不能用在这些事情上，现在为了把优秀的人才从海外召回来，不仅要有充足的研究经费，提供房款和车费作为福利也是无可厚非的。研究是智力的争斗，为了确保优秀的人才，研究经费之外给些适当的优惠待遇是应该的。这种情况下太有正义感的话，科学就不会进步了。问题是，应该规范化到什么程度呢？公开发布吗?如果不规范化，计划外使用的话，受到非议也没有办法。中国不只是在研究界，其他领域也是收受贿赂之风蔓延。要取得研究经费，不给相关人士好处的话是行不通的。形成了不请客、送礼就要受到损失的模式。但日本也不能责难中国，在日本，做大手术的时候，也要给主刀医生送礼的坏风气到现在也有。无论如何，就是在第三者的研究人员看来，是否有超过限度的不公平感。如果没有大部分的研究人员没有申请研究经费的干劲，问题就会很大，政府就会不得不着手改革吧。
第四，评价的不透明性、不公平感的问题。院士具有选定课题的权利，因为院士的人数要定员化，院士空缺的时候就要选定新的院士，选院士也是院士的特权。各大学虽然出现了很多院士，但由于这将对竞争资金的获得额度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校长为了从学校内的学者中选出新院士，采取了直接下“命令”的形式。形成了院士的扩大再生产直接关系着大学发展的奇妙构造。
而且，据说有时因为研究经费的申请书上没有写详细的内容，而要与研究人员见面。据说如果是很好的课题，有可能非但不被采纳反而被选考委员将创意抄袭。中国社会是一个相信别人自己就无法生存的严酷的竞争社会。另外，与研究课题的创意和过去的业绩相比，人脉和学术派别似乎更重要，因此出现有的学者因厌烦于此而要去海外的现象也不稀奇。
第五，权威主义和官僚主义蔓延。权威学者和掌握着权力的官僚对科技政策的影响很大。原本在西欧就曾有过为了追求科学真理而对抗权威和权力的历史，在中国却看不到那种精神。这只能认为是缺乏质疑伟大和强大的存在意义的自由精神。
第六，对庞大的科学和军事投入太多的研究经费。特别是军事研究经费，因为蒙着一层面纱，究竟到了哪种规模我不是很清楚。对基础科学的投资虽然比较少，但21世纪的革新技术并不是庞大的科学的产物，而有很多是从基础科学中诞生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创新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体系下被创造出来的这个重大问题。大国禁不住对庞大的科学和军事的投资的诱惑。
第七个课题是，背诵教育。
背诵为中心的教育的弊端虽然被讨论过，但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随着考试竞争的低龄化，作为客观评价方法，背诵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日本留学生也感叹说：“中国的教授虽然交给我们知识，但却没有遇到具有学院风气的学者和教我们该如何用各种观点分析现象、享受思考乐趣的教授。”好像不能说只要展开讨论，就能饱受理性的刺激。
学术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紧密联系。在信奉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国家体制下学术是很难繁荣的。我用这个问题问了一下信得过的中国人，回答是“外国人所抱有的还是20年前的想法。中国早就不把固定的意识形态当成金科玉律了，而正在认真地学习吸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优点，正在不断地认真学习如何让经济发展，如何让人民幸福”。
最后一个课题是，改革没有遵循严峻的现状分析，就是说，不是实证的，只是被有权人的想象或发言所左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通常的社会里，应该是各种意见冲突、于是产生讨论，最后落到适当的地方，但中国的改革似乎是被有权人的意志所左右的。虽然得益于有能力的领导人，使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但也不是总这样。
虽然存在着这八个挑战性的课题，但中国的改革还在不断进行着。这些课题的存在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正在克服这些挑战课题，以科技大国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最晚在十年后，这些课题基本上都能解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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