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去年年初中国政府发表的到2020年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正明确地高举“自主创新”的国家建设目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赶超日本和美国的强国意义。但是，具体的实施方案还不知道，也看不到最后的实效性会达到哪种程度。
2007年3月7日，在寒流又卷土重来的北京某高级饭店内，召开了日本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中国教育国际交际交流协会等主办的题为 “日中创造型人才的培养与交流”的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两国的创新及人才培养的产学官的专家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笔者从这次会议企画立案阶段的参与者的角度看，不拘泥于这次会议上主要演讲讨论的发表顺序，根据包括幕后介绍、分析，我想近距离看一下中国政府主张的自主创新的本质。
另外，这里所说的“创新”，并不是狭义上的技术革新，而是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示、与时代相符的大学的创立、社会变革等广义上的。汉语的“创新”有制造新事物的意思，所以是一个正确的定义。
首先介绍一下作基调演讲的有马朗人(原东京大学校长、原文部大臣)的论点。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创新不重要，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切实的话，创新就会顺利。我不想让日本的失败在中国再次上演。
一直到1990年初，日本的大学还非常贫乏。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一制定，形势立即改变了。根据1996年开始的5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科技相关经费投入17兆日元，第二次基本计划24兆日元，2006年开始的第三次基本计划投资目标为25兆日元。结果就是，科技相关经费从1991年之后的10年间增长了1．5倍。另外，给大学研究人员的基础研究支出的科研辅助金从1991年开始的15年间增长了3倍以上。一方面反映在研究经费的增加上，论文被引用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另一方面，1998年制定大学等技术转移促进法以后，大学的申请数也开始急剧增长，但还是比美国的Bayh-Dole法晚了18年。对于在很长时间内忽视了这一法律的重要性这件事，日本政府应该虚心反省。研究也要引入自我评价和第三者评价的制度。大学也逐渐法人化，并担负起社会责任。虽然出现了人事、资金使用的自由化和接受外部资金等好的方面，但也存在着轻视基础研究和人文科学、大学的作用不明确化等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虽然中小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很高，但成人的科学知识在发达国家中却占据较低的位置。
中国应该从近年日本的政策中学习的经验教训是∶1)应该给教育和基础科学投入充足的人才和研究经费，2)应该培养长期眼光下的必要的人才，实施大学的改革，3)不只是孩子，大人的科学知识也很重要。并且，中国政府必须担心的是，大学升学率急剧增长，好像已经超过20%，这是大学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过渡期。大学被大众化的话，会引起大学和大学生的素质急剧低下。中国政府好像还没有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和做好充分的准备。过分地追求量的目标是质量急剧下降的祸根，这应该引起充分的警惕。”
有马担任东京大学校长以及文部大臣兼科学技术担当国务大臣，所谓的围绕日本大学的教育和科学政策为中心的负责人，因此能够明确地指出政策的原委和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从日本的失败中学习”是学者的心声。有马通过长年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科学行政的观察，指出了最大的担心。
对于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大学大众化后会出现的事态，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充分把握。目前，大学生的数量是2300万，中国政府正试图到2010年增加到3000万。教师也必须增加，而培养教师也需要花时间。现在，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送进大学，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已经达到了40%。大学生的供给过剩与市场需求脱节，并且这个问题在不断扩大。每年能给750万的应届毕业生相应的工作吗? 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年轻人的失业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不能控制他们，很容易成为社会和体制变革的导火索。为什末必须突然要增加大学生的数量呢? 我很想听听中国政府的方针。
李健保(留日学生活动站会长、前青海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认为，中国大学生的急剧增长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中国由于采取了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出生率减少，现在的人口高峰是高中2年级的学生。这个高峰为了成为大学生，并且摆脱贫困争取高学历，大学的升学率从2006年的22%又上升了一步，大学生数量激增。2010年，大学生数量将达到3000万人，必需的教师人数将达到150万人。在这种状况下，对日本提出4点建议。
首先，日本的大学与欧美相比，信息发送非常慢。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大学的状况和奖学金的获得方法等完全不了解，连信息的取得方法都不知道。听说日本的27所大学在中国设置了事务所，可以说终于开始了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活动。
其次，大学教授大部分都是45岁左右和30岁到40岁之间的两代人。他们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力量源泉。从日本来看，如何与他们交流是推进日中科学技术交流的关键。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所在中国国内创设共同研究所和研究室是重要举措。
第三，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逐年增加，他们会英语或日语。对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来说这些人才是宝库。日本企业吸收多少、如何使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后是，在世界性的产业分化体制中，如何构筑日中的产业体制相互补足的共荣关系。
中国科学技术最近的发展速度早晚会震惊世界。就是说，在中国有很多活力洋溢的富有挑战精神，同时又是优秀的教育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培训者的年轻精英，那种力量是决不可以低估的。中国现在正在积蓄高科技技术，孕育创新的强大热流。”
李健保用几乎刺痛听众耳朵的声音大声讲了上面的话，他的论点的前提是大学生数量达到3000万人的目标。他认为，如何运用他们，对于面临人口正在减少的日本，中国是一个机会，让他们去日本的大学留学、推进与日本的共同研究、日本企业大量雇用他们、产业分化对两国来说构筑双赢关系是最合适的。我认为李的主张基本正确，是浅显易懂的论点。但是，没有牵扯到有马先生的论点，没有提到了大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素质这使我们感到为难。不仅仅是系教育，滞后的研究生院教育的质量也应该提高。另外，关于产业界的日中分业体制论，虽然偶尔听到，但应该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倡。从到2020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到，上面明确写明自主创新以成为高科技国家为目标。我认为，短期的日中产业体制的分业化即使有可能，日中两国间长期的激烈的高科技竞争必然会展开。当然，由于高科技竞争产生的新技术，不仅仅对两国，对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效率低下的企业必然要推出市场。但是，我们欢迎在公平、透明的平台上竞争，却也应该留意，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就会招致相互间的不信任感。特别是，对于不仅仅是日本，美国也很警惕的民生和军事研究协调路线的推进政策，中国政府也有必要意识到吧。
张景安(科技日报社社长、前科技部秘书长)是中国政府科技政策的参与人物。科技日报社是科技部的下属组织，每天发行30万份以上的科技日报可以称之为科技部的广告宣传报。张的演讲是在我们因另外的事情拜访他的时候，作为参考把这次的开研讨会的介绍拿给他，他突然就拜托我们“这是一个重要、有意思的研讨会，我也想发言，能不能给我15分钟?”于是决定了这次登台演讲。中国官员的决断真是迅速，我立即想到上传下达就是这样决定的吧。
“中国的GDP超过了20兆人民币，正在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重视环境和人才的协调型社会转变。中国的政策是人才强国。中国是一个拥有大学毕业生5000万、科技人员320万、大学在校生2400万、研究生数百万的人才大国，但质量上欠缺，另外，沿岸和内陆地区的供需也有差距。内陆人才不集中，随着人才的市场化，给予他们适当的激励是必要的。对中国来说，面向培养能够在全球社会活跃的人才和创新的人才的改革是必要的。
去年制定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60项政策中大部分都是与人才培养有关的。863计划(高科技计划)和973计划(基础研究计划)就是正在从工程型向人才培养型转换。”
张社长讲完后立刻就走了，没有能参加讨论。
对于张社长的演讲内容，我没有做特别的评价。读完了中国干部式的、公布的基本方针，只是对863计划和973计划是科技政策的核心，是向人才培养型的转换，具体会做些什末感兴趣。在这里，我只作为问题点提出∶与工程推进的人才培养是完全对立的概念，将重点放在后者的政策到底是什末呢？
王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研究中心主任）是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中心人物之一。一邀请王主任作演讲，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王主任姿态稳健，不看原稿却很流畅、充满自信地展开了明确的发言。他也算是中国下一代的一位精英吧。
“2006年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提出了三个‘第一次’。首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接着把‘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作为战略，最后提出了《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具体实施时具有整合性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包含10个内容，合计60个项目及其具体实施政策。以下我介绍一下这10个内容。
首先，加大科技投入。2006年度的科技费增长了19.6%，与GDP相比上升了1.4%。到2020年的目标是2.5%。以重点项目的资金投入为目标。启动16个重要项目，有重点的投入资金，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整备。
其次，税制方面的激励给予。延长风险企业纳税的扣除额和免除期限。开始的两年免税。支持风险资本。
第三，金融支持。为了培养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帮助政策金融银行。
第四，政府采购。为了培养国内的风险公司，政府优先采购。
第五，是从海外引进技术，并消化、吸收，最后刷新的问题。
第六，保护知识产权。确保关键技术和工业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实行知识所有权保护的体系化，参加国际标准制定，强化技术贸易体制等。
还有就是人才队伍。设立培养高水平人才、建设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的COE等企业后盾的政策实施，培养掌握农村实用技术的人才，招聘海外研究所长和主任等优秀人才。
再有就是提高教育改革和科学普及。
第九，投入50亿元建设科学技术创新基地和平台。
最后，加强统筹协调。进行政府部门间、军事和民主的科技计划与资源分配的调整。
在这些政策体系中，基本包含了全部的内容。经济、社会、教育、住宅问题、政府机能等中国进行自主创新进程要面对的问题。实施细则共99项。随着这些项目的事实，中国将实现经济社会构造的转换和持续发展。中国积蓄起来的强大的科技力和人才资源、不断进行的体制改革和机制的刷新带来的发展机会、就业的创出，中国的科技发展将进入一个惊人的飞跃时代。”
下面是我的感想。王元准人也列举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政府采购是对于WTO政府采购协定家盟国来说，必须要有对海外开放的采购制度，不能优先国内采购的两难境地。就是说，积极培育风险公司的政策与遵守国际规则相矛盾。中国将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并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在日本也可能成为了风险公司培养政策的启示。另一方面，随意签约与官民关联滋生的腐败有关。就说日本政府机关腐败的根源吧，每次发生事情政治都会堵塞在其中，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话说回来，现在正蔓延中国的腐败之风，伴随着政府经营的事业和农业用地的民间出售。日本也是，在政府经营的事业和农业用地的民间出售的明治维新时期，发生了很多腐败和丑闻，而中国正在重演这段历史。有权者身边的人能够享受到特权。从农民那里接收土地，建造建筑物加上附加值，然后转卖。用这种方法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很多。腐败和堕落招来了国民的反感愤怒。
中国积极地从海外引进技术。但是，中国市场上有很多从海外来的盗版产品，我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积极地采取取缔措施。中国因为内陆地区贫困，希望再等等让他们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放置事态不管，任其发展的话，盗版制作会在社会上固定下来，恐怕以后想改革也不行了。消灭盗版会产生许多失业者的话，政府也不能发挥强权作用了。取缔应该从现在开始，这是在国际社会中中国被认可的最低措施。
关于军事和民生的科学技术计划及资源分配的调整是应该注意的。在中国的科学政策中，至今也没有出现“军事”这个词。因为军事的研究开发构成了另一个体系。将军事研究开发的成果应用于民生的同时，可以看到技术革新效果显著的民生研究成果应用于军事高度化的意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会使海外不信任。急剧膨胀的军费威胁着周边的国家，军事研究经费的用途不透明的话，也会一下子提高海外的警惕感。最坏的情况是，可能成为海外对中国封锁高科技政策的导火索。中国政府应该负责解释。
对积极的起用优海外研究所和大学的领导这些优秀人才应该给予好的评价。在进一步促进国际交流的基础上，迫切希望增加中国科技政策的透明性。
最后，我希望中国主张“在科技的发展中，学术自由很重要。”学术自由这个词在中国的干部口中很少听到，在这里预先记下。
夏颖奇（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原来是商务部官员，现在是代表中国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建设的负责人。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事务局在去邀请夏主任演讲的时候，他不仅高兴地答应了，还提出了作为研讨会召开费用，支付10万元人民币。还给研讨会的参加人员提供了参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巴士。我深深地感到了他对高科技建设的热情。
“我很关心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如何将中国的革新型人才和海外留学生吸引到中关村呢？
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位于北京市的西北，总面积232平方千米，有包括2000家外资企业在内的高科技企业18000家、从业人员75万人、销售额6000亿元人民币，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有650家。销售额年增长率25%--30%。收入的构成是57%的电子信息、13%的新能源、12%的生物医药、9%的先进制造。国内十大软件企业的五家都在中关村，还有国家级的44个工程研究中心（占总数的32%）、71个国家级实验室（占总数的44%）、39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大学在校生70万人，每年毕业20万人。那里是人才的宝库，也是研究的中心。
为了鼓励年轻人创业，启动了叫做“绿色通道”的融资支援。孵卵器、咨询等对归国留学生的支持也很多。由于有8500名归国留学生，因此设立了3400家企业。关于留学地点，美国45%、日本17%、欧洲17%。有日本留学经验的人也在奋斗着。
有日本留学经验的人的特征是，了解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情况，接受正统的教育，平均水平比留美人员高。特别是，IC回路的设计、环境、医学领域很强。虽然好好守规矩是正确的，但没有什末自由。”
高科技园区的建设很容易成为房地产事业。不仅仅是外资的诱惑和留学生的归国，如何推进搬迁到高科技园区的企业和研究人员的有效交流也是很重要的。从不同领域的研究交流中可以产生新技术的萌芽。另外，构筑中关村固有的融合文化也是能否成长为代表世界的高科技园区的关键。希望重视自由风气的文化在这里开放。
杨育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像年轻的女性一样口齿清晰，声音洪亮地作了演讲。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是隶属教育部的机关，1996年设立以来负责中国留学生的派遣和接收工作。
“政府的留学基本方针是：支持留学、鼓励归国、往来自由。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国的留学生达到了93万人，回国的23万人。留学派遣活动是一项10亿元人民币的大工程。近年的归国率为97%。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实施了211工程（培养100所世界水平的大学）和985工程（培养研究型大学）。
与各国之间也有硕士和博士的学生奖学金项目。留学生也是创新型人才，很重要。”
中国留学生急剧增长到了93万，有23万人回国了。虽然大多数留在了海外，但有留学经验的人员带来的科技水平的提高有的让人很吃惊，可以说邓小平的路线很成功吧。留在海外的70万人担当起了海外与祖国之间桥梁的搭建者。另外，从别的方面考虑，假如带着发达国家的思想、讴歌自由的70万人回国的话，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一定会有所进展吧。中国政府的本意可能是希望有先进的技术和见解，不希望要思想吧。
林佐平（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专务理事）负责这个研讨会的中国方面的实际汇总。他曾经在广岛大学留学，日语很流利。还曾经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
“我想指出三点。第一，中国需要高水平的科学和教育。第二，创新不仅仅指技术，是包含经营管理和社会体系的广义概念。中国加速社会创新，在新的发展浪潮中会展露头角吧。第三，国际化。中国正在国际性的网络中培育亚洲乃至世界型人才。孔子学院就在进行这样的活动。
最后是建议。从初等、中等教育到大学、研究院教育，中日两国共同合作，讨论方法，实施项目，如何呢？与欧美相比，日本在教育方面的合作也不少吧。”
我想谈谈从这次研讨会得到的教训。
首先，日本方面为了解决国内人才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像欠债一样从中国寻求人才，中国方面完全不介意。甚至更多的意见认为，应该积极地利用中国在日本大学和研究所的人才。对中国来说，能否给不断膨胀的大学生就职岗位是一个经济状况。原以为大学毕业这个称号是摆脱贫困的通行证，但事实并非如此的话，恐怕人们会对国内产生失望。
其次，在日本国内，还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和崩溃论这个是非分明的单纯议论。特别希望中国能更先一步，与日本实施具体的措施和操作。应该考虑的不是与中国是否参与，而是如何参与。
第三，我感到中国政府改革的热情。准备着全面迅速地进行改革。改革的话矛盾会突出。为了消除那个矛盾必须着手下一次的改革。好像不断改革是为了防止矛盾不断出现。不改革的话，有国家崩溃的危机感。问题是，这里能否按照像演讲的精英们提出的方针那样，让在场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监督人员适当且有效地工作吗? 希望中层管理者能够发奋努力。
第四，中国是一个大国，为了统治，需要国家的认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褪去时，科学技术主义，也就是科学技术能够解决所有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抬头。科学技术能够虽然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成不了国家的指导方针。变换体系需要另外的智慧和勇气。
最后，中国科学技术的体系构造正在发生变化。旧体制存在的同时，积极打出了新政策。在相互冲突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同时研究成果显著。也可以看到，比起解决问题，通过实施新政策也可以消除矛盾。日本人不应该只注意这个构造变化的细小弱点，而应该努力把握整体情况。中国的发言者们都充满自信地大声讲着未来的情形。不可动摇的自信能否实现几年以后才能知道吧。接下来就是他们实力的试验了。并且，在实现的那一天会给日本国内带来冲击吧。
也有像“日本的挣扎与中国的朝气”（瓶昭男 日中ICT技术论坛会长）这样显眼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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