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期待着２００７年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中会出现理研和日本人名字，结果这个期望落空了。据说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卡夫卡奖获得者村上春树的名字活跃于各大报纸。世间的事真是不遂人愿啊。
村上春树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以来，我一直在读他的作品。一边体味着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一边试着摸索世界万象以及它和中国的关系。科学和文学的研究手段虽然不同，但最终目的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了解了在文学的最前线人们讨论的热点，应该也会激起智慧的火花。特别是对于敏感的人来说。
但是我不是小说评论家。我独自一人流浪于村上春树的世界，仿佛迷失了路途。所以，我决定借助两位评论家的著作之力为我导航。一本是在东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藤井省三的作品《村上春树眼中的中国》，另一本是文艺评论家内田树的《警惕村上春树》。
首先，为了让大家理解村上春树的文风，我们摘录最畅销小说《挪威的森林》的结尾来看一下。
我给绿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想和你说。有一肚子的话要和你说。而且有好多话是不说不行的。这世界上除你以外别无所求，想和你见面说清楚。我们一切都重新开始吧。”
绿在电话的那边沉默了很长时间。润物细无声般的沉默。而我，闭着眼睛，头一直压在玻璃窗上。后来，绿终于开了口。“你，现在在哪里?”她静静的说。
我现在在哪呢?
我一边握着话筒，一边仰起头，环视电话亭的四周。我在哪呢?但是，身处何方我全然不知。也无从推断。这究竟是哪呢?映在我眼中的，只是不知要去向何方的无数人的身影而已。我在不知是哪的地方的中心继续呼唤着绿。
村上春树的小说穿越了东方和西方的国界，被人们所翻译，被人们所赏读。在面向年轻人的杂志中，在世界大都市生活的年轻人的孤独感和不安感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产生共鸣的年轻人们都狂热的支持他的作品。一读了这种洒脱睿智，使人心情愉悦的文体，心情也会变得清澈起来。从异世界来的信息是故事的催化剂，给读者以暗示。读了之后，想喝啤酒，想给朋友打电话问候。读者自己无法名状的真实心情被写了出来，感动不已。啤酒公司也应该给村上春树写封感谢信之类的吧。
我个人认为，“人类”没有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登场。人类是有欲望的，为了实现目标，一边辛苦的工作一边与自己斗争。要名利双收，要展示才能，要怀抱美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一般人们往往会想，人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什么而活，有所追求。我们觉得应该给予与自己的努力相符合的评价，报酬和名誉。但是，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至少主要人物不是。其中的人物有没有欲望的，畏惧死亡的，生活没有目的的；这个世界的人去了那个世界，也就是死亡这种事是常常发生的；也有去了异世界的人又重返这个世界的。与死者互相通信有时也是可能的事。只是通过奇怪的信息来交流。但是，这决非科幻小说。
这样的小说为什么能穿越国境，炙手可热呢。村上的小说被翻译成英语，中国语，法语，德语，泰语，马来语，挪威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人们的心中究竟产生了什么呢。村上文学是如何获得这种同时世界性的呢。日本文艺评论家的权威们无视，贬低村上春树的原因何在呢。
内田树指出∶
“村上文学中没有出现‘父’。因此，村上文学成了世界性的。所谓‘父’是‘神圣的华盖’。‘父’是社会秩序的保证者，是限制社会成员自由的‘实现自我的妨碍者’，他熟知世界的构造和人们的宿命，是享受世界的一种存在物。‘父’包含了各种形态。有时被称作‘神’，有时被称作‘预言者’，有时被称作‘王’，也有时被称作‘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者‘父权制’或者‘革命的前卫党’。世界的社会集团都有各自固有的‘父’。”
何为文学正道。就是描写与“父”之间的争执。
“基督教圈文学中与‘神’的争执，第三世界文学中与‘宗主国的文明’的争执，马克思主义文学中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争执，女权论文学中与‘父权的性别歧视制度’的争执。这些争执，都优先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虽然都选择了‘与父争执’的普遍主题，但是在这里被模仿的‘父’只不过是地方民族的象征而已。无论下多大工夫，用什么技巧来记述与‘地方的父’之间的纠葛，仅凭此也无法获得文学的世界性。”
村上文学中，‘父’是不存在的。因此，反而获得了世界性，穿越了国境同时被人们所认同。但是，权威们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的任务是，救济人民，解决矛盾，把人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使社会进步。权威阶层正是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与“父”的争执问题上），发现了人类存在的意义。
“村上春树骗婚”
“不要读村上文学了”
文艺评论家之所以有这样的警惕感，就是因为村上春树否定了权威的存在意义。
内田树继续评论道∶
“在没有父的世界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导方针，没有革命纲领，没有指南，什么都没有，被放任自流的状态下，我们能有什么作为呢?在没有善恶标准的世界里为善。在没有绝对正误基准的世界里行义。我相信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现在自己正绝望地面临一项困难的工作。”
村上春树的小说超越了东西方文明，大都市的年轻人都在读他的小说。不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可是却得不到一种有实质的东西。虚脱感，虚无感以及失落感袭击着他们。如何拯救他们，也许在村上文学中能找到答案吧。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越发离不开村上文学了。这就是最畅销书的秘密吧。
人是忍受不了没有意义的事的。总是发现自己的存在意义，并谋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政治家要使法案通过，售货员想尽可能多的销售商品，学者希望尽可能多的写出论文。通过努力，取得成果，获得好评，得到回报。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体作为前提。如果这个共同体崩溃了，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个共同体中充满了邪恶的事物。
“被没有爱情的父母连推带搡，被不正经的老师漫骂，被愚蠢自私的同年级学生虐待，被欲望十足而且自恋的异性掠夺，被糊涂的上司审核，无意中患上了绝症・・・・・”
人们畏惧死亡，想要排除死者。甚至连死的概念都想消除。在现代社会中，人死了之后，给他举办了风光的葬礼，埋葬了他，忘却了他。以为想排除死，生都变得不珍贵了。
小说《舞！舞！舞！》中，主人公“我”这样说道∶
“下雪了大家都会知道。虽然扫雪并不是谁的义务，可是如果谁都不扫雪，最后大家都很难办。正以为有了不为人知的扫雪的人，世上的不利的萌芽才得以消灭。我想，这就是世界上积善的工作吧。”
我们无法逃离邪恶的事物。但是，勤勤恳恳的无偿扫雪，失去的人，逝去的时间，欠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认真反复思考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上生活下去。当与“父”的纠纷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感觉不到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就不能生存下去。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必有用。但是，当人们抱着一种不存在的，或者失去的东西，也就是失落感而生活的时候，会看到一线希望。人们认为这就如村上春树文学中展现的那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村上春树和中国的关系。
村上春树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是在有着唐人街的港口城市神户度过的。他的父亲还是京都大学的学生时，就在中国大陆从了军，做了很多难以启齿的事，归乡之后当了和尚。人们认为这对少年春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之后，高中时代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说很热中于《阿Q正传》。我们看到了《去中国的小船》等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另一方面，春树文学依次在台湾，香港，大陆大受欢迎，很多作品被翻译成中国语。单单是《挪威的森林》，就发行了６种中国语译版本。在台北，以村上春树的小说名来冠名的咖啡店就有两家，可见如此狂热。
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指出。
“处女作《且听风吟》的冒头的第一节‘所谓的完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正如完美的绝望是不存在的一样。’，大概是由鲁迅的‘虚妄的绝望，正和希望相同。’触发而想到的吧。”
村上春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作品《且听风吟》中无意识里展现的东西。不得不说受鲁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去中国的小船》是这样结尾的。
“作为曾经的忠实的外场手，我把微薄的骄傲装进了手提箱，在港口的石阶旁弯下腰。我等待着空白的水平线上不知何时能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遥想着中国街道上锃亮的屋顶，遥想着翠绿的草原。
所以，无论随着丧失和崩溃而来的是什么，我都不再害怕。正如扫垒安打球员不惧怕内角球，正如革命家不惧怕绞首台。如果它们真的适合我的话•••
朋友啊，
朋友啊，中国太遥远了”
这是受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呢，还是对父亲从军记忆的思考呢。也许，在村上春树的脑中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记号。
藤井教授把鲁迅的《阿Ｑ正传》和村上春树的《垮掉的大国》中的一节作了比较。“我要给阿Ｑ做正传，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终于，归接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每当有人要我对阿Q发表一些看法的时候，我总是被一阵绝望的无力感侵袭。我本来就不善说明，把这点估计在内，再加上评论阿Q是一项特殊的工作，是一项极难的工作。每当我尝试着这样做的时候，都会被深深的绝望感侵袭。”
这两段如出一辙。
鲁迅为什么写《阿Ｑ正传》。描写了自己受到了屈辱和失败后，将自己变为弱者，来达到自我满足的“精神胜利法”。批判了中国人封建的不求上进的国民性，申诉了民众不改变这种劣根性革命就无法成功。
那么说，日本人会嘲笑阿Ｑ吗。作为中国的事来处理就无妨了吗。春树结束中国取材之行，归国后在旅行日记里强烈的批判了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
“战争结束以后，日本人变得痛恨战争，热爱和平(更准确得说，是热爱和平的事物)。我们一直致力于，把日本这个国家导向不归路的低下效率作为前近代的恶习来破除。并非把它作为自身内部的东西来追究其非效率性责任，而是要把它作为外来的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来处理。就象外科手术一样，单纯的物理性的消除。结果，我们真的基于近代市民社会的理念，居住在高效率的世界里。这种高效率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性的繁荣。可是，在当今社会的很多侧面，难道我们不是作为无名的消耗品正在被静静的和平的抹杀吗。我(或者很多人)都无法聪这个疑问中逃脱出来。”
我们现代的日本人和阿Q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看对村上春树最近的编著的《天黑以后》中出现的有才能的电脑技术师的描写。
“兴趣很高雅。衬衫,领带也都价格不菲。恐怕都是品牌货。相貌给人以睿智的印象，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右手手腕上的手表也是高级的超薄设计。眼镜也是阿马尼风格。手很大，手指长。指甲很干净，无名指上戴着细细的结婚戒指。虽然面貌上没有什么特征，但是表情的细节却能透露坚强的意志。”恐怕这个人在40岁左右,脸部的肌肉不象现在这么松驰。他的外表给人一种被整理过的房间的印象。看不出他是在爱人旅馆里嫖中国娼妇的男人。也看不出他是不讲理的殴打对方,并把对方衣服剥下来拿走的那种类型。但是,现实中他就是这样,而且他必须这样。”
这就是在现代日本复苏的阿Ｑ的形象。
要理解村上文学很难。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接受世界上很多人读村上文学这个事实。在学生运动,民主运动,泡沫经济等活动的高潮过后,村上文学走进了各个国家。覆盖着大都市的空虚感和没有“父”的社会的不安感，将读者们赶入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国也有很多村上小说的读者，其原因恐怕也是那种挫折感，失落感和消费社会带来的不安感吧。另一方面，开启中国近代社会之门的鲁迅，通过对阿Ｑ的刻画所展现的对自欺欺人人类的批判，也可以在村上的作品中找到影子。
对大量消费的社会感到疲惫，虽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绝望的心情，但对其中“失落的东西”无比珍视，心灵容易受伤，这就是春树的孩子“扫雪工”。如今，这种“扫雪工”正在中国大陆大量产生。
村上文学属于加缪、卡夫卡、海明威、塞林格、费兹杰罗的所谓的“消失的一代人”。表现了对所失去之物的珍惜。“失落感”这种说法比较合适吧。“父”不存在了，也可以说是纠纷的对象消失了。但是我们究竟在失去什么呢。直到失去了我们都不会明白。有些东西就连它的存在本身可能都是永远不为人知的。哪也没有生活的目标和海图。但是，世间充满了邪恶，使善良敏感的我们很苦恼。究竟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唯一的希望就是扫雪。勤勤恳恳的做没有回报的工作。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子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悄悄的出手相救(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最好连孩子们也无法察觉。
鲁迅通过对阿Ｑ形象的揭示，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那些阿Ｑ们现在在哪呢。我期待他们能成为扫雪工。扫雪工也许是村上文学的忠实读者。他们永远怀有失落感，努力扫雪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也许，他们会出乎意料的救中国。阿Ｑ化身成了扫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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