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面临着地球温暖化，人口爆炸，能源与食物的短缺等难题，处在生存危机的边缘。其原因是，人类以地球环境和资源的无限性为前提来发展文明的。圣经旧约中所提倡的“生育吧，让人口增加吧，让人口充满地球，让人类去征服它吧。”也渐渐行不通了。认为发展和进步高于一切的思想也渐渐失去优势。人类正面对着地球的有限性，正在困惑不前，这就是人类的现状。
要想解决危机就必须开创出与地球环境有限性相称的人类生存战略。如果失败的话那么人类所看到的将是无休止的争夺资源的残酷的地狱图。它将会在不远的时代到来。
日本科学技术的危机
除了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的人口数正在减少。日本也不例外。近年来所提倡的减负教育使得大学生的学习实力低下，最近研究生和年轻的研究者似乎也受到了减负教育的影响。
“最近的年轻人……”老人们总是这样发牢骚，可是一旦面对研究水平低下的现实时，就不能再把它当成老人的戏言而无视它了。
“最近，旧帝国大学的理科研究生的水平低下问题很严重。”最近，经常听到大学教授这样说。少子化和竞争环境的缓和是招致学力低下的原因。听说到海外的大学深造的朝气奋发的青年正在减少。美国一流大学的校园中响起的不是日语而是汉语。
如果这样的事态继续发展的话，日本的大学将徘徊于歧路之上。要维持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吸收外国人还是应该将多半的交给日本教授呢。这就是选择科学技术还是优先文化的问题。如果是重视科学技术的话，那么我预想10年后日本大学里的准教授将由很多中国人来担任。相关的日本学者正隐隐约约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对此没有进行过预见性的讨论。日本人的怀习惯，推迟问题就表现于此。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为了日本的振兴，应该选择发展看似矛盾的两个政策：回归于日本精神的保护主流和应对全球化社会。日本应该锐气蓬勃的去努力发展。日本人的心中依然有着很多灵活的构想。
大学教授也开始拉拢有能力的学生。教授寻找优秀的学生，并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大学里做研究生或助手。这就避开了与有着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学者的交流。从而使通过与有着特殊才能的学者交流，得到新的启发以及创新的机会减少了。如果只满足于草草了事的研究结果的话，大学将不再是智慧的集团。这就是近亲繁殖的弊端。
总理大臣的顾问机构“教育再生会议”提出，同一大学的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录取率应该控制在二成以下，持有“反对”意见的报告书中还提出要控制在三成以下。中国的大学，担心这种近亲繁殖的危害，出台了博士学位取得者不能在相同大学就职的政策。
比起高科技发展，中国应该重视环境研究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用污水灌溉导致90%以上的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铅，镉，水银产生的污染很严重。此外，使用劣质化学肥料使土地污染，使用含铅量多的汽油产生的大气污染附着在土壤上造成的污染，矿山和精炼工厂的重金属污染等都是造成污染的原因。”
中山大学的教授指出了以上观点。
2003年12月23日的《海南日报》指出，对海南岛海口市的幼儿园儿童和小学儿童进行的血液检查结果表明，幼儿园儿童6910人，小学儿童8239人合计15149人中，幼儿园儿童的53.78%，小学儿童的56.12%的血液中的铅浓度超过了世界保健机构制定的铅中毒判断标准。铅影响大脑发育，这不得不使人担心。
由于北京市和河北省的耕地用水的干燥化和过量使用导致河川水不足，便汲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降低到了15米的低位，并以每年1米的速度下降。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由于缺水而使农作物招灾的情况。
这种数据即使出现在报纸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同，不会把它当成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来看待。因为社会系统和政策决定机制是不同的。中国政府把科学技术作为自主创新的道具，只关注信息通信，纳米技术，生物科学等高科技，难道不应该为了实现和谐社会而对环境研究鼓起干劲吗。
中国是继美国的世界第二的温室气体排出国，可是却拒绝承担减排义务。认为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是不公平的，可是人类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探讨地球环境问题对策，承担相应的义务才是正确之举。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被认为脱离国际合作路线，会被排除在国际合作框架之外。
对于地球环境变动还没有作完充分的研究，这使拒绝减排温室效应气体的学者和国家的钻了空子。我们不应该错过治理环境的时机。对于这样的人类生存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把重心从实证的科学主义转向推论科学主义。很期待能够预测未来地球气温和气候的超高速计算机的开发。日本和中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二位和第三位有开发超高速计算机能力的国家。超级计算机也可以应用在军事上，很多人认为中日间比起合作更应该竞争。但是希望两国再次构建信赖关系，通过两国的合作进一步发展推论科学。
此外，在生命科学方面，日中的共同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亚洲人不仅在基因，蛋白质等生物体分子的构造和机能上很相似，饮食和适应气候上也很相似。把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包括在内的对人体的综合理解说不定可以产生新的科学。很期待两国共同研究的可能性。
通往新科学的困难之路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是社会的包容性的限制也随之而来，这使研究成果不能再贡献于社会。“死谷”更深，“达尔文海”也波涛汹涌。特别是在日本这个重视安全的社会，研究者和国民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企业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取得下一轮比赛的参赛权，投资研究开发，宁可减小附加值。即使有新商品问世，消费者可能也会对科学技术和物质产生某种“习惯”和“厌倦”的感觉。创新政策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有些看法认为，如果科学技术按这样发展的话，绿色的地球有可能迅速被破坏。很多人的心里萌生了这种恐怖的想法。
长江文明发现至今，遗迹的周边还可以进行耕作。于是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文明模式。不去耕种旱田，放养牲畜，而是选择稻作捕鱼这种生活方式，它能够减少对自然的负担，有较高的可持续性。
背离人类本质的，以超自然原理的存在为前提的西方近代科学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有限的地球上，从神向人类视角的转换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期待的是洋溢着生命色彩的人类的复权，而不是从冷静而透彻的视角进行的分析。也有学者呼吁我们应该回归到地球原有的状态。也有哲学家提出要回归到与一神教相对立的万物有灵论上。
自然之音的复兴
发达国家的人们从小就在流行歌曲，摇滚，汽车等人工声音之中长大。但是，谁也不知道那样的人工的环境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连那是否是进步都说不清。包含超过人耳听力上限的超高声波的复杂的变化的声音使脑干活性化的现象被称为高超声速效应。它会引起脑血管流量增大，脑波α波增强，免疫活性上升，压力性荷尔蒙减少等效果。这种声音，在热带雨林的环境声音以及日本传统音乐中经常能听见，可是钢琴等西欧乐器和都市声音几乎都是人类可听域之内的20千赫以下的声音。事实上，人类也要接受耳朵听不见的超声波对脑中心的刺激。普通的录放机对于20千赫以上的声音的重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把这种声音删掉了，它不能再生热带雨林的环境音和萧的音色。20千赫以下的声音不会刺激脑干，对于提高免疫力，减小压力起不到作用。
日本的科学家，曾是艺术家的大桥力，作为高超声速效应的发现者，驰名于世界。这是对只把知觉化，记号化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而舍弃感知和察觉的西欧科学技术文明的一种挑战。在进化的过程中，有脑干构造的类人猿诞生以来，我们的祖先一直生息在热带雨林，在高周波环境音里生长。在文明停滞不前的时候，“回归自然”这种构想是十分重要的。
大桥力在岩波书店的《科学》的连载“脑的有限和无限”中指出“在生物所拥有的‘本来指向’和‘适应指向’的能力中，人类只注重适应指向，认为最大限度的活用这个能力就是好的。可是最大限的活用这个能力就是招致地球社会闭塞，不愉快及危机的元凶”这个观点，并探索了恢复生物的本来指向以及与有限地球共存的方法。这是个很大的实验。
但是另一方面，具有近代物质科学的超越思想的痴迷者集合了不满现状分子和破坏文明分子，伺机扩大势力。人类的前途仍然是未知的。
赋予研究者知的喜悦
研究开发的主人，不是国家，不是企业，不是研究机构，而是研究者。研究者在国内外的权力构成中，扮演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具”的角色。举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为了提高生产性，导入了研究评价这个概念。研究者被竞争所逼迫，被剥夺了科学本来的“知的喜悦”和“探索的快乐”。研究者应该有生存的价值，应该创造能使自己愉快的研究环境。过多的评价和竞争孕育了歪曲科学发展的危险性。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对创造性研究中确保研究者自由的重要性进行再认识。歪曲历史和窜改的态度有导致捏造实验数据，不注重事实的危险性。
要建立激发科学者朝气和干劲的机构，创造使生命闪光的文明。不要被欲望所摆布。从珍惜生命这个根本出发，人类与地球的共存才有实现的可能。
日中两国的科学家对于生命雀跃的地球的创新能够产生共鸣。像上面提到过的1900年初期和1980年代日中两国的蜜月时代那样。两国不仅要解决国内问题，也要打开地球市民的闭塞感，不要埋没与历史的山谷中，为新文明的创建而合作。
并且，日本政府有必要发展科学技术外交这个新概念，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克服人类危机，走向新文明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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