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创新的时代缝隙
与无法展望日本的将来相同，日本政府难以建立产业技术政策的目标和战略。因为战后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一直是一致的，所以产业竞争力的增强使国家繁荣，福利事业蓬勃发展。但是，随着企业全球化的发展，一旦发生产业空洞化就会使国民失去就业机会，两者的利益就变得不一致了。
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即使增加制造业的研发投资，附加值仍然低下的现象。企业研发投资带来的收益一直很低。人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世界规模的降低成本带来的压力，对研究成果的实用化和企业化的投资不足以及产品差别化引起的过剩的研究开发投资等。
在这种新形势下，政府要主导创新，大力实施研究开发，标准化和改革规定等适应市场化的相关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出口30兆日元的车辆和家电产品并用赚来的钱从海外进口能源和食物，日本就是这样生存的。能源和食物价格的高涨是可以预想到的，如果汽车和家电失去竞争力的话，日本就会面对危险的状况。在日本，生产并出口世界市场上多半产品的零部件的企业很多，但是市场规模很小。如何扶持这些产业是很重要的课题。不可能永远依靠汽车和家电，培育第二代大规模产业迫在眉睫。
日本企业自办研发部门，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创新。电饭煲，胃镜，液晶显示屏，方便面，运动手表，自动调焦照相机，VHS等都是首先在日本研制并推广世界的。但是世界创新环境正在向以IT技术为武器，进行广大范围内的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和服务，提出新的商业模式这样一种开放的创新系统转变。
知识财产战略也巧妙的进行着。从研究开发到制造，销售，所有的工程全靠自己公司来完成，不懂得与其他公司进行合作的日本大企业很难适应这种以人脉为关键的新形势。这个时代是与外部合作见成效的时代。因为日本企业垂直化分布很强，虽然技术先进但是不懂得创新，所以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日本的政府，产业界，国民都面临着严峻的情势。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产业技术和经济成熟度比较落后，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研究发展促进税制度，风险扶植，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令制度的完备和金融政策的实施都与创新直接联系并为之做贡献。在幸福的时代里，中国仍然生存着。中国的创新系统不是像日本这样的企业主导而是从大学或者研究所中独立出去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来主导创新的系统。看一下中国的研发经费的流动性可以发现，它从政府流向企业或者从企业流向大学的比率要比日本高，而这以外的发展了产学研的合作以及网络化。也就是说，在这个开放合作成为关键的时代里，中国会更适合一些。
日中两国虽然在同一时代里生存，可追求的却是不同的创新机制。对创新和产业技术的思考是不同的，这是“日本消极与中国合作”这个误解产生的根源。为了共生，有必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讨论。
日中制造业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吗
听了活跃于日本的中国经济学者的论述，发人深省。
“日中间竞争的产品的比率在统计上是22%，可是日本在美国当地生产的规模很大，如果把它算在内的话，日中间的竞争只有10%。日本媒体只强调日中的贸易摩擦，日中间也有竞争之外的互补关系。在日本对外投资中，对华投资只占8.7%，其他的大部分投资都面向了欧美。也就是说，正式因为急剧的对华投资，日本才没有发生产业空洞化。为了防止将来产业的空洞化和向海外逃避，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日中间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日本将衰退的产业让给中国，培育将来的高科技产业，通过这种方法两国才可能共存。”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科技部部长和科学院院长等指导者，一有机会就反复倡导创新的重要性，鞭策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成为高科技国家。“中华的复兴”中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刚才中国经济学者的议论只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富有多样性的国家。没有与其他国家共存的积极的意向。与外国产生摩擦的话，到时候在应对也行。这种想法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随着经济增长，产品生产的高度化以另人惊讶的速度发展。不能只是再笑着说它是一个模仿的国家了。
日本和中国分别分担高科技和以多数国内市场为对象的低科技，由此来区分生存地区是不可能的。这是梦想还是现实的日中共存之路，这是难以判断的。
制造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外流
2万家以上的日本企业雇用920万中国员工，进行生产作业。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已经完成一个增长阶段，并向第三产业投资阶段发展。日本企业以合营企业的方式成立公司，生产产品，所以制造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外流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劳动者吸收了制造技术，中国的管理干部学习了管理技术。他们如何活用这些技术基本上是他们的自由，因为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是被保障的。这些员工是留在日本企业磨练知识和技术，对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还是独自成立新公司都是他们的自由。对日本企业来说，知识和技术的外流是进军海外市场应付出的代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开发能力，要继续挑战这种发明创造的精神。逐步形成符合低碳或无碳时代要求的技术体系，这是日本企业的任务，也是日本企业的生存之道。日中产业技术的共存，关键依靠的是日本企业技术革新能力，而不是中国方面的产业政策。
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某个日企研发中心的干部的话语令我印象深刻。
他说“我们公司只雇用比日本技术人员优秀的中国人。那样的人才中国有很多”。
换句话说，寻求能够满足需求的日本国内的技术人员变得越来越困难。要想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下来，只能灵活运用海外人才。我们已没有考虑技术外流的余地了。
高科技的日本与产业大国中国
缺乏自由与对反对意见的讨论不足，对中国的创新来说可能是致命性的。以批判的精神对过去的常识和权威知识重新审视，找到新的构思这种自由的精神才是创新的原动力。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与美国硅谷那样的“蓝天”相比，在中国这种“烟雾缭绕的天空”下是很难孕育新构想的。但是，在强烈的国家意思下投入了资金和人力财力的中国宇宙开发事业，确实超过了日本，并渐渐领先于日本。飞机产业也得到了振兴。也许数年后，中国造的飞机就能翱翔于中国上空了。线性发动机牵引列车(动车)方面也从日本和德国导入了技术，并进行改良，在全中国开展起来。在汽车产业方面，虽然可能不能制造世界顶级水平的汽车，但是只要稍加改良，一定会诞生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汽车生产商。总之，巨大的市场孕育了产业。
一方面，日本掌握高科技国家的生存之道，所以继续对研究开发进行投资，新商品和新服务就会诞生。
高科技的日本与产业大国中国是有共存的可能性的。日本靠生产高级产品获利，中国以产业规模取胜。如果能成立共存法则的话，日中间就能够避免产业冲突。而这个战略的前提是，中国不能很好的实现自主创新国家这个构想。也许这只是日本方面任意的判断吧，可是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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